Month: July 2008

偶然在<Say loudly>看这篇文章，读过之后非常喜欢，舒缓流畅，又不乏力度。虽然文章较长，还是转载一下做个记录。

文章转自21CBN，原文地址：http://www.21cbh.com/content.asp?newsid=33786，作者：谢丁。

1，
2003年的秋天，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学年。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
我随意地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的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仿佛觉得他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的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的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的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的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然后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2，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地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6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3天时间，举办了14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
这是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3，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的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和科斯、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的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3年的老师。在给02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
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100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100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100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3000，贤人72。”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4，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的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的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的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
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的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5，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5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寻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80年代，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而是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2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6，
事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3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时，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財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的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望着窗外，我仍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