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化

从歙县的郑村东行，有一个汪氏忠烈祠坊，这座牌坊以及坊后的忠烈祠，是用来崇祀徽州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也是有着某种地方神灵意味的人物，那就是隋代的“护国公”汪华。一位徽学研究专家说“汪华是古徽州第一伟人”，把他名列徽州伟人之首，是因为他是公元一世纪的人，是一个对于徽州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人物。公元587年正月十八日，汪华出生于绩溪登源，他三岁丧父八岁丧母，十四岁拜南山和尚为师。隋唐之际，隋末兵燹，天下动荡，他被众人拥戴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吴王，却于武德4年自动放弃王位归顺大唐，促进了全国的统一。此后他被唐朝授予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公元628年，汪华奉命进京为官，官至“九宫留守”，公元648年病逝于长安，被封为“忠烈王”。按照他的遗嘱，尸体运送到了歙州安葬。由于相距的时代较远，在徽州汪华更多地是以一种传说和偶像的形式影响着徽州文化。在休宁的万安镇古宁城岩上就有过汪华的驻兵处，后来建有吴王宫。而在绩溪县登源河畔则有建于公元980年的汪公庙，旧时每年正月十五到正月十八，在庙前都要举行花朝会，舞弄舞狮湾花灯，唱大戏放花炮以示纪念。徽州人对于汪华的崇敬徽州人有着浓郁的英雄情结和功名思想，而在徽州的历史上还有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却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更多的兴趣，他就是方腊。方腊这位北宋末年的歙县人，曾在1120年十月率众在歙县的七贤村起义，义军战火曾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他建立了“永乐政权”，自号“圣公”。1121年夏被俘遇害。方腊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因而在徽州的书籍中并没有给足地位，显然徽州是在竭力回避着这个人物。今天看来，对于方腊，既要肯定他的反对封建王朝正面贡献，也要否定他干扰了当时的抗金战争和伤害平民的生产与生活的负面客官效果。除了方腊之外另一个赫赫有名大逆不道的人物王直也曾经让徽州尴尬，这是歙县柘林的王直墓，他建于2000年，是由日本福江市王直的后人修建的，这些王直的后人们同时还对柘林中心小学进行了助学捐赠。王直是歙县人，曾经是一个徽商，明嘉靖十九年，王直率一帮人带着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硝磺丝棉等商品驶抵日本、暹罗以及西洋国进行贸易，很明显的触犯了明代的海禁政策，明王朝把他定为倭寇予以打击，从而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王直才被他的徽州老乡浙江巡按御使胡宗宪以诱降的方式捉住。由于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在杭州官港口法场上被处以极刑。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门的打开，秩序森严伦理坚固的徽州开始了全方位的裂变，在清末徽州又出现了一个让徽州尴尬的人物，那就是在民间传言曾阻止八国联军屠城的妓女赛金花。赛金花原名赠彩云，12岁离开家乡黟县苏州去找祖母，祖母当时在苏州开当铺，家道衰落了，被后母卖到妓院里，所以改名傅彩云。 1887年，15岁的赛金花于48岁的前科状元洪钧一见钟情，被洪钧纳为妾，并随之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后来洪钧归国病死之后，赛金花重操旧业，才改名傅彩云为“赛金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赛金花当时居住在北京石头胡同开设的“赛金花书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而有关“妓女救驾”阻止八国联军的暴行传言就产生于那个时候。但即便如此，这样的传说还是让徽州尴尬无比，徽州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提及赛金花，也可能是因为无颜面对“程朱阙里”的徽州人吧。赛金花也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徽州人。

这是一套似乎很普通的家谱，它的生长之地是旌德县的江村，1917年，清未翰林江志伊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编修，直到1926年才得以完成。这套《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清晰翔实，从地理、人物、世系、志传、墓志表等多方面记载了江姓的延脉。上个世纪20年代，巴拿马万国谱牒大会上，《江氏宗谱》曾经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现象，和爱新觉罗家谱、曲阜孔姓家谱一道被会议代表研究，江村人江亢虎博士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有谱在手，江氏家族的支脉分叶可谓一目了然：吾江氏系出颛帝玄孙伯益子玄仲，受封于江，今信阳东南有安阳故城，即其地也。”公元前623年，江国为楚国所灭，族人以江为姓，举族迁居济阳，又自济阳而临淄，自临淄而河南考城，自考城而汝宁江家宅自江家宅而处州，而山阴，而宣城，而金鳌里，而歙州，而婺源，而浮梁，而贵溪等处，其居族迁移不一也。

曾经有人认为，中国人的家族制度，在某种精神意义上相当于宗教，的确是这样。一个家族的形成和发展，就象是一棵蓬勃生长的树，先是发芽，然后是分杈，再分杈。树枝与树枝之间，叶子与叶子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徽州，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拥有清楚的脉络。徽州当地，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的“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这些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甚至数部家谱。每个徽州人，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几乎都能对自己的来历如数家珍。

这个村庄叫呈坎，位于歙县的西南部，这是徽州罗姓的栖集地，它同样也拥有着罗姓的家谱。当年，全体罗姓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把自己的家族分为好几支，即一甲、二甲、三甲……，每一甲设置一个祠堂，即一甲祠、二甲祠……，每个祠堂设立一个族长，由各甲人员推选而成。

族长对全甲人员的教育、伦理、生产、生活之事负责。在此之上又设立一个部族长，对各祠堂之间的所有事情进行协调和总管。

祠堂，可以说是徽州宗法制度的集中体现。祠堂是祭祀的圣坛，又是维系宗族团聚的纽带，是正俗教化，宣传农业社会道德观人生观的地方，也是规矩行为、激励后进的场所。

这座庞大的胡氏宗祠相当有名，它座落在位于绩溪县瀛州乡的一片开阔地上。环山抱水，座北朝南，前后三进，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九大部分组成。它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大修，主持修缮的，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胡宗宪。宗祠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这样的宗祠足以显出家族的辉煌，也足以让子孙们产生一种荣耀感。跟所有家族祠堂一样，胡氏宗祠也有着天井，喻意还是“四水归堂”。但天井在祠堂里，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是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天水一样长流不息。

曾有人认为，汉民族经历了很多次外族的入侵之后，不仅没有分裂崩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上化解了这种入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拥有一种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不管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宗法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那是外部暴力和打击很难割裂的！

在徽州，可以说有村落的地方就有祠堂，有祠堂的地方就有族谱。有人说，徽州，是中国近古农业社会最有秩序的一个地方。这秩序，一方面是因为徽商积累的财富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徽州所拥有的严谨的家族制度。正是因为这种秩序的力量，使得徽州人有着格外浓烈的“乡土之恋”，它将浪迹天涯的游子与自己的故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列的闻名遐迩的建筑。据考证，明清时代，徽州一共有数千座牌坊，直到现在，仍存有104座，牌坊的意义有点类似西方的纪念碑，它用来旌表那些用传统价值观所判定的优秀人物。透过一座座貌似凯旋门的牌坊，能够透视徽州人的内心世界，洞彻他们的精神目标，从又一个侧面，清楚地认识徽州文化。
在东距歙县县城12华里的堂樾村的大道上，屹立着明清时代的七座牌坊。他们都属于居住于堂樾村的鲍氏，三座建于明代，四座建于清代，无非表彰父慈、子孝、妻节，其中有两座是为女人而立的节字坊。歙县妇女节烈之风特甚，据《民国歙志》记载，明清两代仅堂樾鲍氏家族就有节妇烈女59人，在堂樾村，甚至建有一座国内绝无仅有的规模比男祠还要宏伟的女祠，女祠取名“清懿堂”，取“品行清白，懿德美好”的意思。祠堂中，将堂樾鲍氏节妇烈女按世系顺序排列，让族中女性四时祭祀并奉为楷模。
徽州，不仅是财富的聚焦地，而且有坚定信奉儒学准则、身体力行的群体，因为徽州正是程朱理学的故土。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他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5岁时跟随父亲回到徽州，一直到14岁才重回武夷山。
这是歙县的紫阳书院，当年，朱熹的父亲就在这里读书。婺源县的文公山，原名叫“九老芙蓉尖”，在山林深处，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朱熹第四世祖朱维甫妻程氏之墓，墓碑上的字是朱熹题写的，南宋淳熙三年，时年47岁的朱熹，率族人登山扫墓，亲手栽下象征24孝的24棵杉树苗，呈阴阳八卦形，借此表达对列祖列宗的大孝之心。历经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尚存16棵，这16棵参天大树，如今已被誉为江南杉王群。朱熹的祖墓有好几处，而惟独此处的这些参天大树，是朱熹留下的有生命的遗物。
朱熹在琢磨和探索自然的规律之后，真诚而旗帜鲜明的将一些社会的伦理，定义为“天道”、“天理”，人们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在更大程度上与徽州的民风是极其合拍的，也符合徽州人的人生标准和心态。朱熹曾两度回徽州省亲，在徽州讲学，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走红了600多年，对徽州文化以及社会习气产生了很大影响。徽州人喜欢读书，徽商“贾而好儒”讲诚信的风气，都可以说是来自朱熹理学的重大影响，但是，这种道德标准的过分使用，必然造成了人心和情感的萎缩和坚硬，在徽州，对于义理的近乎变态的迷信，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残酷的非人道标准，这样的结果，使大批“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献身。当一种思想变为一种绝对的标准，用来强制执行时，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真理已经踅身而走了。
这是位于屯溪隆阜的戴震故居，在喧嚣的城市边上，它显得冷清静谧，不带尘烟。戴震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考据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的一生，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
戴震，字东原，徽州休宁人，自幼生长在家乡，作为中国近古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一生很是落魄，直到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纂纪昀的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53岁那年，又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不久，因积劳成疾，戴震死在任上，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家乡，葬于屯溪城郊8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山头。在墓碑上横镌“隆阜戴氏”，中主刻“皇清特赐进士出身 文林郎 林院庶吉士 考东原府君 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文是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题书。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墓后层峦叠嶂，苍松滴翠。如今，为了方便游人参观，当地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出工出钱，修了一条通往墓地的山路。
作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李明说）在天理和人欲这一方面，朱熹呢，他是主张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天理和人欲呢，也就是社会道德伦理和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戴震主张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社会道德伦理不能分开。
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且他们的思想还有大同之处，都是希望人们有来自义利与理欲恰如其分的幸福。从朱熹到戴震，我们看到了一种历史的趋势，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走进徽州，如同走进一幅幅中国画。青山绿水间，群鸭戏水，渔舟唱晚，土坡田野上，桑林滴翠，牧人归迟，炊烟袅袅处，隐现着小桥流水人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陇亩。这是徽州人的一种长期田园生活方式，但徽州人并不完全满足于如梦田园。祖上有训，株守不可取也，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有人把人仕作为首选，“庶民之业，唯仕为尊”。
三间草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徽州人）都有这种积极的思想，就是一边在劳动，只要创造一点条件，只要有考试的机会，那就要去考，考官。所以，考官在徽州来讲，是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共同性的这个要求。考不了官就要“入贾”，有人甚至把“入贾”当作第一等生业，恬静的乡村生活是好梦，坐贾行商同样是好梦。圆一切梦都必须知书达理。
这是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黟县西递村，西递的兴旺是数十代人艰苦创业才圆的梦，当年靠经营典当铺和钱庄，而成为江南六大富豪之一的胡贯三，和另外一些胡姓人物，如南飞的燕子回归后，在这个当时非常优美但又非常闭塞的地方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这块地方建设得舒适、气派、堂皇，圆了一个“从商敛财，归隐行善”的美梦，他这样做是荣归故里，追求风光，更重要的是，他真正喜欢乡村生活，因而极其隆重的打造着自己的家园，从民居的对联上，便能看出他们寻梦的指导思想。
 “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递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和风雨的侵蚀，虽然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经毁坏，但目前西递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在青山绿水中，显得十分安静而悠闲。有人说，中国人在文化思想上是亦儒亦道。这是说的，中国人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是说，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喜欢逍遥，喜欢田园风光。从徽商的人生走向来看，这种说法相当有道理，徽商精心构筑自己的家园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钱财难寻去处，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孝”，对父母尽孝，对长辈重礼节，这是完美人生孝弟家风不可或缺的，自然也是田园梦想所不可少的内容。
这个小村庄名叫唐模，它是一个沿溪水而建的，非常美丽的村落，唐模的整体布局匠心独运，在村口，有一座八角亭，作为唐模村的水口，八角亭之后，是一座表彰该村进士许承宣、许承家的“同胞翰林”坊。再往里走不远，则有一片人工湖泊，这就是在徽州相当有名的“檀干园”了。
据说清代初期，唐模有一姓许的外出经商，在江南各地经营几十家当铺，但他的老母一直在家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孝顺的儿子，便想将天下绝美的西湖搬到唐模，供老母游玩。于是便斥巨资挖塘成湖，垒坝成堤，叠石栽花，并模仿着西湖，修白堤、玉带桥、湖心亭和三潭印月等名胜。
“小西湖”终于建成了，伫立堤畔塘隈，便可见湖中荷叶亭亭玉立，小桥曲径通幽，亭榭池沼，药栏花径。老母因为有美景相伴，自然心旷神怡。
唐模村在结构上异常精巧，这显然是徽商们为了田园梦想而精心打造的，在当时那个农村社会里，从伦理上和心理上，人们都会表现出对土地的根本性依恋，只不过徽州人有足够的财富成为这种理想的身体力行者。
休宁县秀阳乡溪头村的“三槐堂”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今天看来，已经破败不堪，可当初，却是仿着皇宫里的金銮殿兴建的。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工程未了，便有人告状，说此处有人犯上，胆敢私自建金銮殿，房子的主人赶紧在大殿左右，隔出了两间房子，说是厕所，金銮殿也就从此便名叫“茅厕厅”，个中原因，意味深长。从慈母尽孝，对皇帝尽忠，“三槐堂”的主子花了大把银子树起了99根柱子，尴尬地圆着忠孝两全的梦。
曾经有人批评徽商有浓厚的腐朽性，因为他们没有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是用于修宅买地，建造家园，这实际上是对徽商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其实，要指望一种经济现象，超越社会背景是不适合的，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徽商在赚得一笔钱后，选择隐逸是可以理解的。而家乡徽州，无疑是与山水对话的最佳所在。
徽州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做着田园美梦。梦，并不是永恒的，当历史走向工业革命的轨道上时，天翻地覆，徽州的梦破碎了。
然而今天，当我们走近徽州时，一种印象怎么也抹不掉，那就是，徽州的美，是永恒的。

清代尚书、徽州人曹文埴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家乡：“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诗情画意中，道出了古徽州村落的优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徽州村落美景长卷图。

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调，构成了古徽州村落的鲜明特色。从建筑的角度出发，徽州古村落，一个首要的支撑点就是风水。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人更注重从文化甚至“天理”上去寻找并赋予自己的居所以哲学意义，在村落的选址上，格外注重地势、天时和风水，甚至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徽州人都异常谨慎，此所谓“无村不卜”。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使得徽州建筑有着很强的概念性。

这里是黟县屏山村，在这个村落中的数百间民居中，只有一幢房子朝着正南，其它的则稍有偏向，有的干脆就是朝北！这种情况在徽州古民居中比比皆是。古代把南称为至尊，皇宫庙宇都座北朝南，民居朝南有欺君之意。从风水理论看，住宅选址要求“巽山乾向”，根据《周易》八卦推算，巽为东南，乾为西北，住房以座西北朝东南为好，风水理论甚至认为，南方“主火，火克金”没有财运，就谐音来说“出门南（难）不可取”。

对于风水的笃信与不同的理解，常常左右着徽州民居以及村落所具有的风格和特点。由于出外经商的人很多，徽州民居中有不少反映了商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很多民居的大门像是一个“商”字，暗藏着浓厚的敛财心理；而徽州民居中的卧房，光线暗淡，不重视采光，幽暗迷离，除了防盗，还有所谓暗室生财的迷信。

这是黟县宏村，这个古老的村落在整体结构上构思巧妙，可以说是徽州村落建设的典范。它依山傍水而建，最令人惊叹的重要环节，是抓住了“水口”，截流河水，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然后沿着每家房屋修建水渠，清澈见底的山水可以从每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宏村在整个结构上有点像“牛”，它有着“牛胃”“牛腹”“牛肚”，这里指的是蓄水的池塘；还有牛肠，那指的是涓涓流向住户的水道。这样的建筑意识，除了是对农业社会图腾“牛”的崇敬之外，还有着一种仿生的建筑方式：村落的布置巧妙地借鉴了牛的生理结构。

浑然天成，精妙无比！这样重视风水的村落当然不止宏村一家：黟县西递村的严谨、歙县唐模村的浪漫、洪村的精巧都可以说是徽州古村落在建筑上的代表和典范。

徽州人爱山爱水，视绿水青山为生命。他们说新安江是自己的母亲河，太平湖是黄山的情侣湖。进村的水流称为龙脉，格外珍惜。休宁县的陈霞村，是一座绿水环绕的古堡，青山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祖上就贴过维护河水洁净的告示，乡规民约保护了龙脉，才有了人们在家门口的水圳里淘米洗菜涮手巾的民俗风景。黟县卢村还有一户人家，客堂里有一口水井，井口只有碗大，打上来的水清亮甘甜，仿佛是一杯冷饮。

枕山、环水、面屏，是徽州古村落的整体要求，徽州古村落在总体上更强调人居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除此之外，在村落与乡野之中，与民居相映成辉的还有高高矗起的祠堂、伟岸恢宏的庙宇、飞檐翘壁的楼阁、参天屹立的宝塔、肃穆庄严的牌坊以及飞跨两岸的桥梁等，甚至有着浪漫宁静的廊桥！它们都是村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极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与道路、河流、田地、山川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徽州整体上的优美风貌。

徽州古村落就是这样与山水自然亲切拥抱，宛如城郭，宛如园林，体现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曾有人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以徽州的自然和村落面貌为蓝本的，并且在现在的黟县，还发现了陶氏的宗谱，并居住着陶氏的后人。在陶老先生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样的景观在徽州随处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就景色与民俗而言，徽州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极为相似，徽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桃花源”。

清代尚书、徽州人曹文埴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家乡：“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诗情画意中，道出了古徽州村落的优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徽州村落美景长卷图。

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调，构成了古徽州村落的鲜明特色。从建筑的角度出发，徽州古村落，一个首要的支撑点就是风水。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人更注重从文化甚至“天理”上去寻找并赋予自己的居所以哲学意义，在村落的选址上，格外注重地势、天时和风水，甚至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徽州人都异常谨慎，此所谓“无村不卜”。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使得徽州建筑有着很强的概念性。

这里是黟县屏山村，在这个村落中的数百间民居中，只有一幢房子朝着正南，其它的则稍有偏向，有的干脆就是朝北！这种情况在徽州古民居中比比皆是。古代把南称为至尊，皇宫庙宇都座北朝南，民居朝南有欺君之意。从风水理论看，住宅选址要求“巽山乾向”，根据《周易》八卦推算，巽为东南，乾为西北，住房以座西北朝东南为好，风水理论甚至认为，南方“主火，火克金”没有财运，就谐音来说“出门南（难）不可取”。

对于风水的笃信与不同的理解，常常左右着徽州民居以及村落所具有的风格和特点。由于出外经商的人很多，徽州民居中有不少反映了商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很多民居的大门像是一个“商”字，暗藏着浓厚的敛财心理；而徽州民居中的卧房，光线暗淡，不重视采光，幽暗迷离，除了防盗，还有所谓暗室生财的迷信。

这是黟县宏村，这个古老的村落在整体结构上构思巧妙，可以说是徽州村落建设的典范。它依山傍水而建，最令人惊叹的重要环节，是抓住了“水口”，截流河水，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然后沿着每家房屋修建水渠，清澈见底的山水可以从每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宏村在整个结构上有点像“牛”，它有着“牛胃”“牛腹”“牛肚”，这里指的是蓄水的池塘；还有牛肠，那指的是涓涓流向住户的水道。这样的建筑意识，除了是对农业社会图腾“牛”的崇敬之外，还有着一种仿生的建筑方式：村落的布置巧妙地借鉴了牛的生理结构。

浑然天成，精妙无比！这样重视风水的村落当然不止宏村一家：黟县西递村的严谨、歙县唐模村的浪漫、洪村的精巧都可以说是徽州古村落在建筑上的代表和典范。

徽州人爱山爱水，视绿水青山为生命。他们说新安江是自己的母亲河，太平湖是黄山的情侣湖。进村的水流称为龙脉，格外珍惜。休宁县的陈霞村，是一座绿水环绕的古堡，青山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祖上就贴过维护河水洁净的告示，乡规民约保护了龙脉，才有了人们在家门口的水圳里淘米洗菜涮手巾的民俗风景。黟县卢村还有一户人家，客堂里有一口水井，井口只有碗大，打上来的水清亮甘甜，仿佛是一杯冷饮。

枕山、环水、面屏，是徽州古村落的整体要求，徽州古村落在总体上更强调人居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除此之外，在村落与乡野之中，与民居相映成辉的还有高高矗起的祠堂、伟岸恢宏的庙宇、飞檐翘壁的楼阁、参天屹立的宝塔、肃穆庄严的牌坊以及飞跨两岸的桥梁等，甚至有着浪漫宁静的廊桥！它们都是村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极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与道路、河流、田地、山川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徽州整体上的优美风貌。

徽州古村落就是这样与山水自然亲切拥抱，宛如城郭，宛如园林，体现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曾有人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以徽州的自然和村落面貌为蓝本的，并且在现在的黟县，还发现了陶氏的宗谱，并居住着陶氏的后人。在陶老先生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样的景观在徽州随处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就景色与民俗而言，徽州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极为相似，徽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桃花源”。